66天特殊中超的“得”与“失”

　　9月27日，主裁判艾堃（右三）向江苏苏宁易购队球员杨博宇（左五）出示红牌。新华社记者 龙雷/摄

　　从7月25日揭幕战，到9月28日第一阶段结束，本赛季中超联赛16支球队，用唯一可行的方式，在大连和苏州两个赛区，完成了14轮总共112场比赛。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66天成为中国足球史上最煎熬的一段时间，包括球员、教练、俱乐部工作人员、赛区工作人员、赛事转播人员、多部门保障人员在内的数千人长时间封闭在核心区域，为无法到现场的球迷和观众，共同奉献出了受众面最广的这一季中国本土顶级联赛；在几乎严到极致的防疫措施保证下，核心区域无一人核酸阳性导致比赛受损中断——即便是争议判罚的杂音，也抹杀不了特殊时期中超联赛的整体成就，这是联赛之功。

　　防疫安全，联赛之“得”

　　时间退回到揭幕战前一天7月24日，大连市政府通报全市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27例。大连市防疫管控措施立即升级，“大连赛区能否按照计划开赛”必须经防疫相关部门评估——有大连赛区工作人员一个月后还告诉记者“仍然不敢想那两天是怎么过来的”——24日当天下午，大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中超联赛因已严格按照防疫管控措施完成各项准备工作，联赛揭幕战将按时进行，大连市副市长张志宏当天下午前往媒体指定酒店慰问抵达大连后立即遭遇疫情的中超记者，在提醒记者加强防控意识的同时，表示大连市中超赛区有足够可靠的防控方案保障联赛进行。

　　因此中超联赛顺利完成第一阶段赛事本身的意义，远超“联赛”本身。

　　中超联赛背负巨大压力和风险开赛，一是响应国家有序复工复产号召，为“足球产业链”上的相关从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二是帮助球员寻找和维持比赛状态，以便接下来国字号球队“有人可用”“有人能用”；三是丰富数以千万计球迷的业余文化生活——6月下旬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作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顶级体育联赛，中超没有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畏缩不前。

　　本赛季中超联赛恪守“防疫第一，比赛第二”原则，赛区核心封闭区域（蓝区）更是力争与外界完全隔离——以大连赛区为例，球队进驻赛区后工作人员发现，有运送球员的俱乐部大巴车因车辆未安装ETC（电子收费系统）而需要经过人工通道与外界接触，协调人员紧急联系相关部门派工作人员经过核酸检测和相应隔离措施，为俱乐部大巴车安装ETC装置，以便核心赛区的生活、训练和比赛形成“完全闭环”。

　　另一个例子，是为缓解封闭区域人员心理压力所开设的快递通道，也在涵盖生鲜、速冻、水产、外卖、酒类、蔬菜、罐头等13类“禁运”物品的基础上，增设“4小时内2次消杀”的处理规定，正是这样细致入微的管控措施，才让中超联赛第一阶段赛事没有踩踏防疫红线。

　　也正是由于相关人员的极度负责，联赛在9月初的第9轮和第10轮“有序开放观众看台”，符合防疫管控措施规定的场次，陆续迎来了数百名现场观众——据记者了解，第二阶段中超联赛的防疫措施与第一阶段相比不会有太大变动，两个赛区的防疫部门将审定最终方案。

　　争议判罚，联赛之“失”

　　因赛会制导致比赛密集，“争议判罚”成为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无法回避的技术性话题——中国足球裁判水平与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相符，球迷并不奢望一场能够让人“忽略裁判”的完美比赛，但尤其在第一阶段联赛后半程重大争议判罚出现的次数和频率，已经严重影响到球迷观赛的心情。

　　以往赛季，中国足协在联赛焦点战及关键场次安排外籍裁判执法，以便最大限度降低“阴谋论”质疑。上个赛季，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更是推出第一批“职业裁判”（马宁、傅明、张雷3名本土裁判和马日奇、克拉滕伯格两名外籍裁判），以便中国足球裁判向职业化迈进。

　　但本赛季外籍裁判受政策所限无法来中超执法，本土金哨、名哨在高密度和高强度的比赛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新华社派驻封闭赛区记者9月27日专访苏州赛区裁判组负责人——这天上午第13轮裁判工作业务总结会在蓝区召开，争议判罚案例将提交给由7位退役专家组成的评议组进行投票，最终认定为错漏判的判罚，其当事裁判会受到中国足协内部处理，“一般的错漏判停赛1到3场，严重的错漏判停4到8场，特别严重到影响联赛最终排名的判罚，会被停赛整个赛季”，至第13轮比赛结束，评议组已经审议了包括北京国安与上海上港比赛争议判罚在内的8次争议判罚。